10月24日晚，翻译家草婴先生的夫人盛天民向记者发来短信，翻译家草婴先生于10月24日18点02分在上海华东医院因病去世，享年93岁。这几年，草婴先生因病一直住院。

  1923年3月24日，宁波镇海骆驼桥盛家添了一个男孩，取名盛峻峰。他就是后来的大翻译家草婴。

  镇海盛氏，曾是很风光的家族。在镇海档案馆收藏的《慈镇盛氏七修宗谱》中有载，盛氏先祖从江苏迁徙而来。初步统计，自清代康熙朝以来，盛氏族人中读书做官的共有408人，有大小官衔职称的197人，其中举人13人、进士4人，当过知县的有5人，知府2人，企业家、实业家不计其数。上海工商业界领袖盛丕华，论辈分的线年，草婴的高祖父盛植琯创办了“盛滋记酿造园”，曾在1915年和张小泉剪刀、贵州茅台酒一起参加了巴拿马博览会。“盛滋记”在盛家人手里代代相传，生产的酱油、米醋、老酒曾经风靡浙东地区，仅直营店就有17家。1957年秋天，“盛滋记”公私合营，两年后变成了一家地方国营企业，厂房、工厂占地100多亩。1998年，被宁波市和平注射器厂以180万元买断，从此，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企业在宁波消失了。

  父亲盛济舲是草婴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引路人。盛济舲早年留学日本，因为患了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。而后去同济医学院学习西医。毕业后，盛济舲回到宁波，出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。父亲倡导的“学医救国”和人道主义精神对草婴影响至深。

  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东北沦陷，千里之外的宁波举行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。当年10月21日的《时事公报》上刊登了一则新闻，以《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》为题做了大幅报道。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100斤猪肉或150斤麻油，也是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。这是草婴第一次“登报”。

  好景不长。1937年7月，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。盛济舲带着全家从宁波逃难到上海，先投奔了法租界的亲戚家，而后在复兴中路买了一栋三层洋房。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，周遭的一切不断变迁，草婴也不停搬家，但生活圈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带。

  今年5月9日，俄罗斯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时，一群草婴先生的读者来到华东医院看望先生。太太盛天民说，草婴先生是一位反法西斯老战士。70多年前，他是用笔来与法西斯战斗的老战士，那也是草婴先生从事俄语文学翻译半个多世纪的起点。

 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14岁的他在那年12月随家人避难上海。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少年草婴朦胧的爱国心，也从那个时期开始阅读各类进步书籍，从此与俄语、俄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  “当时的苏联是进步的象征，我开始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产生了兴趣，所以我想学俄语。”2007年，草婴先生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说。

  草婴先生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上海的俄侨，“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她招学生的广告，她是家庭妇女，不懂中文，也没有课本和词典，学得很吃力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她是我的俄语启蒙老师。”“当时学俄语的人很少，而且你也不能让别人明白你会俄语。俄语和苏联、红色、联系在一起，所以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，就麻烦了。”就这样，草婴偷偷摸摸和那位俄侨家庭妇女吃力地学习了两年。这位俄罗斯妇女肯定没想到，她当初教的这个15岁小男孩，几十年后把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都翻译了过来。

  “遇到地下党员姜椿芳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他对我学习俄语影响最大。他知道我在学俄语，就主动来帮我解决学习困难。他在哈尔滨学习的俄语，所以俄国文学修养很好。”草婴先生当时回忆说。他一直把姜椿芳视作自己翻译道路的领路人，而当时的《时代周刊》是他的“社会大学”。

 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，地下党和塔斯社在上海创办《时代周刊》，18岁的草婴就开始在那里工作。草婴先生开始利用周末和晚上翻译稿子，而且这个事情还得保密，只有极个别同学知道。当时，《时代周刊》长期处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。当时的《时代周刊》主要刊登苏德战争的电讯、战争特写、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等。这份杂志后来在东南一带沦陷区和新四军地区都可以读到。

  草婴翻译的第一篇俄罗斯小说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《老人》，这也是草婴先生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。说起自己的笔名，草婴先生说寓意很简单，“草，是最普通的植物，遍地皆是，我想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。”这个笔名从18岁一直陪伴到现在，很少有人知道草婴先生的真名。他当时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正常采访时回忆说，“当时刊登在《苏联文艺》杂志第二期上。我翻译俄罗斯文学有一定的责任使命感，当时希望能够通过翻译俄罗斯文学为反法西斯斗争出一点力。”

  “不能不战而把土地让给敌人”，“死亡它只是预备给敌人的。”2007年在采访草婴先生时，他还记得《老人》里的这句话。从《苏联文艺》上，草婴先生开始广泛接触苏俄文学，也从那里开始翻译俄语文学作品。

  1945年5月7日，德国投降后，草婴先生正式成为塔斯社上海分社的员工，专职从事翻译工作。8月8日，苏联向日本正式宣战，次日日本兵就冲进了塔斯社上海分社在淮海公寓的办公室，草婴侥幸逃脱。8月15日日本投降。

  1947年，24岁的草婴与盛天民成婚。盛天民在中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，从相识相恋到喜结良缘，两人志同道合，共同追求进步和理想。

  1949年之后，草婴连续翻译了肖洛霍夫的《学会仇恨》和《一个人的遭遇》，“我含着悲愤的泪翻译这些作品，进一步增加了对法西斯的仇恨，也加强了对苦难者的同情。”草婴曾对东方早报记者回忆说。肖洛霍夫先于托尔斯泰进入草婴先生的翻译视野，但对肖洛霍夫的厚爱却给他带来“灾难”。“文革”中把肖洛霍夫定性为“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”，草婴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迫害，并成为“文革”最早批斗的对象。那时，他不能翻译任何作品。被关押一年后，草婴成了监管劳教对象。1969年夏天，他被派到农村割水稻。1975年，52岁的草婴被责令去建筑施工工地扛水泥包，结果差点送命。

  对于这段遭遇，草婴表明了自己并不后悔，“我一辈子翻译俄罗斯文学主要介绍的就是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，肖洛霍夫是托尔斯泰精神的继承者，敢于通过作品和言论来宣扬人道主义思想。”

  而系统翻译托尔斯泰则是在“文革”后，他曾说：“翻译托尔斯泰是因为他的作品反映着人道主义思想，到处透露着人性的光辉。”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1995年，草婴先生用近20年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了400多万字的《托尔斯泰全集》翻译工作。

  1994年8月11日刊登的《大公报》上，草婴先生详尽地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文革结束时，我已年过半百，深感一生中十分宝贵的十年被剥夺了。以后留下的时间不会太多，我一定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。于是决定系统翻译托尔斯泰作品。其实这也是我的宿愿。还在学俄语的青年时代，我就想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两位俄国大作家，而托尔斯泰就是我最崇敬的一位。”

  “文革”前我译过托尔斯泰的一些中短篇小说，就是1964年出版的《高加索故事》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决定先翻译托翁的全部小说。有人问我为什么特别爱托尔斯泰。我想首先是因为我特别敬重托尔斯泰的人格。托尔斯泰说：“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，就是人生唯一的幸福。”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一生就是在追求这样的真理和幸福，他就是爱和善的化身。

  1970年代末，草婴计划的托尔斯泰全集翻译工程十分浩大，他参照苏联版本制定十二卷计划，包括三篇最著名的长篇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；四卷中短篇小说，按写作年代排列，以每卷代表作作为卷名，分别为《一个地主的早晨》《哥萨克》《克鲁采奏鸣曲》《哈吉穆拉特》，再加一卷托尔斯泰自传体小说《童年少年青年》。

  十二卷全集，译成中文约四百万字。他的翻译原则就是，译文必须尽可能与原著接近。为此，每篇原文他都要看十遍以上，吃透后再开始翻译。草稿完成后，他自己会把译文从头到底朗读一遍，不顺口的地方再修改。为确保翻译质量，他给自己的翻译指标是：每天只翻译一千字。

  在那段翻译托尔斯泰全集的日子里，草婴先生每天五点半起床，先健身，然后吃早饭。等妻子上班，她就坐在写字台前工作，上午翻译，下午整理资料。

  草婴说，自己虽然敬重托尔斯泰，但自己并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。1985年，翻译苏俄文学已经40多年，正在翻译《战争与和平》的草婴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，他也已经62岁。作为中苏友好代表团一员，草婴提出要去参观托尔斯泰的故居波良纳庄园。

  俄罗斯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说：“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，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。”在翻译《托尔斯泰全集》时，草婴说：“我要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，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、宽阔，让人轻松走来，不觉得累。”

  1987年，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文学翻译大会上，草婴就被授予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，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该奖项惟一的中国人。2003年草婴80岁寿辰，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偕领事馆成员为他举办了祝寿酒会。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向草婴祝寿说：“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，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，中国读者能认识托尔斯泰、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苏作家的杰作。”

  草婴先生与夫人盛天民的家在岳阳路一幢幽静的老式洋房里。但这几年，草婴先生一直住在医院，夫人盛天民几乎每天两头跑。2007年东方早报记者在其住所拜访草婴先生时，85岁的他还能每天在家写作、读书、散步，只是翻译工作停下了。

  “60年来，翻译一直是我的事业。”草婴当时对东方早报记者说。这这中间还包括400多万字的《托尔斯泰全集》，还有肖洛霍夫、莱蒙托夫文集。草婴说，几百万字的译文都是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结果。“几十年来，在翻译上我从没有中断过，365天天天都会翻译一点。但我每天翻译得很少，平均就1000字左右，我所了解的翻译家每天的翻译量都差不多这个量。”但几十年翻译《托尔斯泰全集》期间，草婴先生其实一直是个自由职业者，没有单位，就靠稿费生活。

  草婴先生说，自己无愧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，也无愧于读者。“有朋友问我怎么会一辈子搞文学翻译？我说是历史作的安排，我无怨无悔。”